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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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出门速写，本来想去当年的母校，顺便买块塑料底板，却被挡在了门外，大概又是新的规定，保安在挨个查证件放行。毕业这么多年了，我当然没有证件。学校已不止一次地向我表明了出门就是外人的态度。而且奥运迫近，游离的我也已经习惯被这个城市当作外人了。没有再做进去的努力，我转身离开。
      被车流冲到马路对过，却一时不知该去哪。不想就这么返回住处，便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耳边依稀擦过一个苍老无力的声音：麻烦问恁，知道南站咋走么。
      我转过身，寻找这低到仿佛来自地下声音的源头。削瘦，不高，五十开外，斑斑白发，黝黑皮肤，蓝裤灰衫，在我记忆的家乡里经常可见的穿着，一个典型的北方乡村老人。我住了步，因为他写满哀愁和无助的眼神。
      我默默的回应给了他希望，忽然老人用几近乞求的语气说，可以带我买点吃的吗？我饿得不行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怕我听不懂他的外地口音，他更小声地重复了遍，之后便哽咽住。
      事情的突发以及话题的转变让我有些意外。迟疑了下，我说：咱走吧。
      重新过街回到学校旁，进了读书时常来的那家拉面馆。老人怯生生地在我身后几步跟着，我不得不几次停下来等他。
      面馆加了座，可还像当年那样人满为患。我去排队购餐，让他找地方先坐。老人靠着墙根在角落找了个空凳坐了下来。
      买了份红烧牛肉饭，五个烤串，两瓶果粒橙。面馆的效率比以前有所提高，很快就做好端了出来。
      这时桌对面的学生吃完离开，我便坐下来看着他吃。老人告诉我，他跟家人吵架负气，从河南老家爬上开往南站的货运列车进到北京来想要打工赚钱，可是地方那么大，人那么多，偏偏又赶上举办奥运，根本找不到活做。
      老人问我，我老家在哪。
      我说我是山东人。
      孔孟之乡和庄子故里相去不远。
      所以我能完全地听懂他的方言。
      我问您来几天了。
      五天了。他说。
      我不知道一个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流落他乡，独自走迷了路，寝食无着，五天来是怎样度过？从南站一路向北走到这里，经历了多少次无果的寻问和求助才迫得他有了那样的神色？
      充满戒心和信任危机的城市里没有好客的老乡，只有嫌恶地扫一眼你外地装束的眼神。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得遣返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有没听说过这里有着粗暴地敲开出租屋的门然后警觉地要即使并不出门的你拿出暂住证来核对的警察……我希望他走在街上并没有看到横过主路的『北京欢迎您』……
      我没有继续问，不想打断他吃饭，希望为他保留一些尊严。
      他的确是饿了，饭和汤水吃的干干净净。老人看我只要了他的份推辞自己牙口不好，说串你吃吧。我说我吃过了。一再坚持他却始终不好意思，只说饱了。我只好起身，看他又舍不得，结果还是让服务员打包，和饮料一起放到随身的塑料袋里。袋子还里装了几件衣服，是他的全部随身行李。
      出来后老人问我南站怎么去，我说我不知道，每次回家都是从西客站走。他说，西站没有货运车。
      他还是打算爬货运车回去。
      我问他有没有家里的电话号码，他说有。
      我的手机没电了。附近倒是有公用电话。
      可是要让他家人来接他吗？
      于是我决定，送他去西客站，帮他买回家的票。
      倒车去科技馆，上了387路。售票员喊了句，有人给让了座。我看的出老人有些乏累，眼皮打架。我让他打个盹到站叫他。他却不睡了，出神地看着车窗外的楼宇快速地退后消失。是遗憾这城市给他留下的苦涩，还是想着回去以后如何面对家人的难过？
      八点时分，西客站到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有很多人在站里站外等待返乡的列车。
      也许又是因为奥运会吧。
      老人一再说你回吧，别太晚了耽误回去的车。我说没关系，来得及。
      到民权的车票还有没？我问售票员。
      第二天早上有班，卧铺151，硬座已售空。
      老人说，晚上有班车。
      晚上的车有硬座，81。
      出门时身上就带了张100的，车票也跟着涨价，结果出了面馆不够买票了。
      于是去售票厅外的ATM取了钱，交给老人100，我说大爷您排队买票吧，我回去了。想了想，又塞给他50块饭钱。
      麻烦你了，小来，回去吧。别晚了。老人连声对我说，谢谢了。
      我说没什么。
      走出几步又转身回去给了老人5块钱。买卧铺吧，早点回去免得家里担心。我说。
      老人问我地址说回去给你单位写封感谢信，我说不用。
      回去的车上，心里五味陈杂，不轻松，也没有助人的快乐。
      只不过是帮一个离家的老人返乡，丝毫谈不上什么意义。也许有人会说，是他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太简单把打工计划得太一厢情愿，才搞得自己如此窘迫。比起汶川，比起雪灾，这种困境很无聊。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危难，难道救人就一定要救得冠冕堂皇，还要先考虑下意义？
      我只知道古人说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
      后半句的意思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做的人多,也没有必要去跟风.雪中送炭,才是急人之所急,才是真心实意的帮助别人。
      汶川震后，举国捐助，新闻上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洋溢着爱的海洋。
      网上朋友谈起来，动辄就是你捐了多少？我捐了多少。
      最后救灾款项超出。灾区群众人均每天配给1公斤粮和10块钱。
      这个标准比我当时的日常开销还要高。
      我也关心过灾区血量的事。
      北京这边的血库储备基本够用，流动采血车每天只要40单位就停止采集。
      而且我是B型，也不是紧缺血型。比较需求的是AB型和O型。
      地震发生后第六天，收到家里的短信。妈说看了灾区报道很揪心，不知道多少灾区孤儿无家可归，咱家领养个女孩给你当妹妹吧？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舍得她分享你的幸福吗？
      我考虑了下，回复道，我有个最善良的妈妈，这件事由您和爸决定吧。
      然后思前想后了多半天。朋友说你想得未免太多。
      但我的确是把这个提议当作既成事实认真想过了。
      今年的关键词之一就是行善助人。可行善需要在倡导下吗？助人需要挑帮助谁吗？
      如果把行善当作一种时尚的话，时尚总有不流行的那一天。
      如果把助人当作面子文章来做，实际是削弱了道德规范力。
      仔细想想捐款的时候，是因为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因为对号召的响应，还是因为大家都在做？
      为什么那么多人肯支援灾区，却没人为一个流落街头的老人供一餐饭，买上一张回家的车票？
      因为天灾可以凸显人性的坚韧顽强，而流浪街头只能说明村人的简单可笑？
      因为新闻让你感动无比，而街边的求助让你戒备？
      都是成年人了，什么事该做用不着听大喇叭里喊着做什么光荣才做吧。
      还是说，正因为是成年人，才有了这样狡黠与被动？
      想起以前念大学时，做完实验大家都走了，只有我和哥们留下来收拾清洁，把器皿摆放归位。再做实验的时候老师表扬了我们，接下来大家就很自觉，争先恐后地做好实验后的整理工作。那个时候，我反而不去做了。
      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怪人。所以乐不起来。